“堪称传奇的人生和哲学界不能绕开的重量级人物”，是法国媒体对于斯蒂格勒的总结。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8月6日因病去世,享年68岁。“堪称传奇的人生和哲学界不能绕开的重量级人物”，是法国媒体对于斯蒂格勒的总结。

  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引发法国社会、经济、文化巨变的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并在同年加入法国。1970年代，年少不得志的他曾在农场打工,后来又经营过酒吧。不过因为生意长期亏损,“身处社会底层饱受压迫”的他在1978年一怒之下决定去抢银行。斯蒂格勒称:“我抢的银行都是我存钱的银行,我只是想把属于自身个人的钱抢回来。”

  斯蒂格勒表示,抢银行一种原因是宣泄对“五月风暴”失败的不满情绪,一种原因是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他一连抢了三家银行, 抢到第四家时被警方逮个正着,随后进入图卢兹监狱服刑5年。

  令人吃惊的是,监狱生涯居然让斯蒂格勒决定“浪子回头”。高中未毕业的他在狱中每天自学15小时的哲学,在出狱后跟随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攻读博士,并获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其论文《技术与时间》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但同时也被列为最难懂的哲学著作之一。

  在第一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斯蒂格勒借用神话故事来说明人类固有的“缺陷存在”和“代具性”。

  这是一个在西方为众人熟知的故事：众神创造了各种动物后，委托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给每种动物分配适当的性能。爱比米修斯具体负责，他让弱小的动物行动迅捷，使一些动物拥有尖齿利爪，给某种动物以力量却不给速度……普罗米修斯来检查工作时却发现，爱比米修斯遗忘了人类，人类没获得任何赖以生存的性能。于是，普罗米修斯就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了创造技术（工具）的能力和火——因没有火就没有办法获得和用这种能力——送给人类。

  通过这一个故事斯蒂格勒想说明，与动物相比，人类先天存在缺陷，技术是人类为弥补缺陷而获得的性能，“缺陷存在”是人类的第一品性。

  由此引申出人类的第二品性，即对技术的依赖——“代具性”。技术是人的本质，没有技术就没有人，人的进化其实是一个动物性退化和技术能力增强的历史过程。离开了技术谈人性，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

  今天，“谁”正在逐渐被“什么”代管，人类的种族记忆、民族记忆、个体记忆，正在逐渐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取代。在第二卷《迷失方向》中，斯蒂格勒对这种社会现在的状况进行了反思。“迷失”是身处技术浪潮中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这种现状的存在，让讨论不仅有意义，而且备显迫切。

  在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斯蒂格勒阐释了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视听技术的快速的提升，给人的广义上的“存在”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当下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注意力的争夺战，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从真实世界转到了虚拟世界。技术总是带给人类改变，但未必都是幸福的改变。

  后来，斯蒂格勒还完成《象征的贫困》《怀疑与失信》《构成欧洲》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受到现象学、技术哲学、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诸多思想的影响,斯蒂格勒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话语,由于把“技术”问题从哲学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斯蒂格勒借此确立了他在哲学领域的地位,他也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阵营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冷静观察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后，他发出了郑重的警告：“技术是人类的解药，也是人类的毒药。我们要对技术的快速地发展心存警惕。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去应对技术的时代。”

  据称,为达到“自我修炼”,斯蒂格勒午夜后会去他在巴黎郊外租的一个小房间睡觉,从早上五点到十点半都不接电话,只是读书。在斯蒂格勒看来,如今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主权扩张,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由数码性和社会化媒体所造成的“去崇高”(désublimation)过程。他认为,数码性和社会化媒体使得年轻人“无法成年”。

  斯蒂格勒曾在2015年来到中国,访问了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并举行了一系列讨论会和演讲活动。

  在这些演讲中，他试图重新讨论技术在人类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建立起技术和人性之间新的关系。他认为，数码性和社会化媒体使得年轻人无法成年。因此，“新启蒙”要求成年人主动做出榜样，使得年轻人通过和成年人的跨个人交往循环来实现去成年。

  这些讲座已整理为《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南京课程》等作品出版。

  斯蒂格勒指出，如果人类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前进的方向和速度，人类就会走向灭忙。美国的技术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他们也在急于寻找人类的出路。但他们能想到的方式是移民火星。这种转移人的实体的方式是非常荒谬的，你不可能把地球上60亿人口都转移到火星上。处理问题的关键在地球上，在于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模式，去应对新的时代。 “美国从来不从生态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的思路永远是市场模式。这种新的模式，最大有可能在中国诞生。”

  对斯蒂格勒来说，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将中国看成对抗资本主义总体技术和“人类熵”的应许之地。“中国有着惊为天人的活力，既有技术的活力，也有社会的活力，我认为它有能力应对技术加速的挑战。”

  除学术成就外,斯蒂格勒生前还曾担任法国国立视听研究院副院长和法国声学、音乐研究和协作学院院长。自2006年起,斯蒂格勒担任了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致力于用“技术”来解决艺术所面临的“危机”。

  他在蓬皮杜中心的同事称,他是法国知识界罕有的“自由智者”,拥有超强的思考能力,大家为他的突然离去感到难过和震惊。法国方面对斯蒂格勒的离去也表示遗憾,称这是“对那些希望以不一样方式思考和构建世界之人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