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与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2023年年会暨“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互鉴与世界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21-2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纽约大学承办。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刘梁剑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顾红亮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山西大学江怡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分别代表承办方和主办方致辞。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与会嘉宾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外合影留念。

  本届年会共设三场主题报告会、两场专题讨论会和31个分会场研讨会，涉及的哲学议题十分普遍，如：“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境况的哲学反思”“哲学史视域中的民族精神与世界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当代形而上学研究”“人类知识的普遍性诉求及其实践转向”“人类审美实践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世界尺度下的正义与团结问题研究”“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和身份认同”，等等。本届年会还特别设立了英文报告专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国内外几十家学术机构的200多名学者和研究生围绕多方面的主题展开热烈的研讨和辩论。

  21日上午举行第一场和第二场主题报告会。第一场主题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主持，三位报告人分别是上海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教授，浙江大学的孙周兴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齐研究员。童世骏的报告题目是“作为哲学概念的 Reasonableness：有关其意义和译法的一些讨论”，他主张“reasonableness”可以被恰当地译作“讲理”，以体现“reasonableness”与“reason”之间的词源关系，呈现“reasonableness”与“说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孙周兴作了“数字存在论论纲”的主题报告，他提出，“数字存在”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科学，近代欧洲的“普遍数理”催生了“数学工业”并且把全球人类带入“数字存在”之中，而数字存在论最根本的问题将是：数字主义时代如何保卫个体自由？王齐的报告主题是“普遍主义的迷思及出路”，她表示，哲学普遍主义往往与欧洲中心主义捆绑在一起，一种有效的普遍主义有助于厘清环绕普遍主义的迷思，它要求成为去除中心、自带批判性的元文本和树立多元兼容性的普遍主义。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马寅卯研究员主持，三位报告人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尚杰研究员，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和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尚杰的报告题目是“关于语言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遗漏了超出语言边界的“思想图像”问题，我们该考察心理图像（即独白）与象形-表意的汉字，重视这两种现象中的图像“意味”，从而超越了纯粹语言分析的“意谓”。韩林合的报告题目是“康德与分析哲学的源起”，他提出，弗雷格对指称和含义的区分直接引发了语言哲学最为核心的争论，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有了作出这一区分的想法，而相关探讨将最终使得康德的形象更接近于分析哲学家。黄裕生的报告题目是“我们也可以从哪里出发想象全球共同体？——基于哲学史的一个哲学分析”，他认为，近代哲学否定了“最高—最大单位及其完备之善”的存在论预设与“全知最高单位及其完备之善”的认识论预设，并且把自由认定为善本身，因此一个值得期待的全球共同体应是一个把人类成员个体的自由置于优先地位的自由体系。

  21日下午，作为本届大会的特别环节，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与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分别举办了两场专题讨论。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专场讨论会由童世骏教授主持，由纽约大学的斯特莱文斯（Michael Strevens）教授作题为“Indirect Causation and Indirect Explanation”的报告。斯特莱文斯教授认为，大多数分支科学（special sciences）中的定律都可以被看作是间接的因果概括，即它们并非原因项与结果项之间的直接关联，而是以与原因项稳健关联的某些显著性质与结果项的关联，所以是“间接的”，因需要经由真正原因项的中介。斯特莱文斯教授详细界定了那些显著性质与真正原因项之间的“纠缠”（entanglement）关系，并指出这一理论成果可拿来解释为什么非物理、非自然的性质也可能具有说明功能。报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深圳大学郑宇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徐竹教授和东华大学何朝安教授分别对报告作了评议。斯特莱文斯教授答复了评议意见，回应了现场听众提出的问题。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专场讨论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应奇教授主持，由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四川大学熊林教授、中山大学张伟教授和陈建洪教授四位学者分别作报告，主题聚焦于“哲学史经典诠释”。本场讨论会也是华东师范大学第六届思勉人文思想节的主题活动之一。韩水法首先作了题为“认知与元方法——康德哲学方法再论”的报告，他指出了现代知识论的三个盲点，论证了康德所说的认知本身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元方法，进而认为康德思考认知问题的思路对今天的知识论仍有启发性。熊林的报告题目是“作为一种诠释实践的理解与翻译”，他认为，对西方哲学最根本的概念要采取“同名异义”而非“情境主义”的翻译方式，而学术翻译就是理解及对理解的塑形，这种塑形是把理解通过母语以概念化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同时翻译活动也塑造、丰富着我们的母语，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法。张伟教授作了“现象学人类学如何可能？”的报告，他围绕胡塞尔给列维-布留尔的书信讨论了胡塞尔哲学中的现象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阐释了基于现象学改造的人类学是如何可能的，并指出了现象学人类学的二重性。陈建洪的报告题目是“论霍布斯的之别论”，他从霍布斯对异同的看法出发，阐述了霍布斯的人性论，并将弗洛伊德与霍布斯作比较，认为他们都看到了个体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对抗和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

  大会第三场主题报告于22日下午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部主任赵培杰主持，三位报告人分别是复旦大学莫伟民教授、中山大学方向红教授和山西大学江怡教授。莫伟民的报告题目是“德里达的‘弥赛亚’何以‘没有弥赛亚主义’”，他认为，在弥赛亚主义的苦难救赎的理论背景下，德里达的弥赛亚思想并没有否定弥赛亚主义，而是把它看作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的角度回应弥赛亚主义而达到的结论。方向红的报告以“中西文明互鉴方法论问题初探”为题，从德里达关于翻译的“不可能的可能”的说法切入，揭示了现象学翻译理论遭遇的困境，并尝试从对体验与体验簇、意义与意义层的“李明辉区分”来探讨怎么样应对中西文明互鉴的方法论难题。江怡的报告题目是“中西哲学对话与不同文明互鉴：以余纪元的工作为例”，他指出，尽管中西哲学对话源远流长，但由于不同文化传统冲突加剧，“文明互鉴中不分高下”的基本共识受到了挑战，而余纪元的中西哲学比较思想和学术实践为消除文明互鉴中的纷争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金岳霖《知识论》出版40周年，本届年会特别设立了金岳霖哲学专题论坛，来自海内外的8位报告人集中探讨了金岳霖哲学的核心问题，包括官觉和正觉的区分、金岳霖的所与概念与所与神话的关系、与刘易斯的所与概念的比较，以及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与语言哲学思想，等等。美国肯庸学院的萧阳教授线上参与了专题论坛，他着重探讨了“匹兹堡的牟宗三”与“匹兹堡的金岳霖”的具体内涵，认为金岳霖的《知识论》在知识论的百年发展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大会闭幕式于22日下午举行，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秘书长陈德中研究员主持。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尚杰研究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詹文杰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教授分别就本届年会做了总结发言。大会宣布，2024年年会将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举行。在与会学者热烈的掌声中，本届年会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