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话语不是单纯随时间意义出现的概念，而是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增强话语自信和话语影响力的必要举措。从话语建构的价值意蕴来看，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写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新诠释，是对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有力佐证。而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为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提供了立足点和生长点。从必然、实然、应然三重维度把握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逻辑进路，有助于在理论上理解话语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在实践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陈晨煜婷，郝睿琦 培育制度自信的逻辑理路与实践途径——围绕“两个大局”的分析

  ［摘要］新时代党和国家以统筹“两个大局”推进各项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培育制度自信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培育制度自信是造就时代新人的基础要求，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制度的内在规定，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坚定全党全社会的信仰、信念与信心。立足“两个大局”培育制度自信，具有理论、实践与价值层面的三重逻辑，其实践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五个“深刻认识”为主要内容，以分类培育为主要形式，以三个“相统一”为主要方法，构建“共识”“共情”“共信”的螺旋上升模式。从什么是培育制度自信，为何要立足、如何立足“两个大局”培育制度自信三个角度，对培育制度自信进行学理性思考，既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又有助于在实践层面上为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关键词］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摘要］国家将罪犯在犯罪前的突出表现融入特赦事由，产生消灭剩余刑罚的效果，明确了事前功绩与刑罚之间的内在联系。立功制度具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且不以行为人认罪为前提。现行法律允许战时立功与重大立功抵销犯罪，一般立功只能导致刑罚的减免。战争时期立功的特殊解决方法，可拓展适用于各种特殊时期和紧急状态。法律应当克服现行立功样态的混乱，以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统一规定，体现立功的本质特征。事前功绩应当作为从宽的法定情节，并允许刑罚执行完毕的人以功绩换取前罪消灭，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同时，法律还要赋予法院不追究重大立功者刑事责任之权限，并加以必要的程序控制。

  胡江，崔建国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摘要］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任学婧 危害公共卫生罪规制范围的检视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中心

  ［摘要］危害公共卫生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的生命健康，而不是公共卫生管理秩序（制度），明确其保护法益是进行刑法规制的前提。《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扩大该罪的传染病范围，增设行为类型，但是对其构成要件缺乏类型性描述；新增基因科技犯罪，其中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规制范围符合刑法的补充性原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构成要件缺乏类型性，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样容易形成处罚漏洞。对危害公共卫生罪规制范围的完善路径：一是采取例示法，实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罪状的类型性描述；二是合理设置基因科技犯罪的刑法规制边界，权衡好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之间的关系。

  李傲，刘晓思 论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为分析对象

  ［摘要］《行诉解释》第106条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重复起诉识别标准。然而，由于该标准过于抽象，法院在识别过程中，一方面因对三要素的理解存在偏差，规范之内未严格遵循三要素均相同的识别标准；另一方面因对诉讼标的之不同理解、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理论之发展、立案登记制下法定起诉条件之解读，规范之外以行政行为、主要争点、事实和理由为识别标准，导致重复起诉认定呈现出宽泛化趋势。据此，应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三要素识别标准为依据，确定当事人同一性之“一般情形+特殊情形”标准，选择诉讼标的同一性之“行政行为违法性说”标准，区分诉讼请求同一性之“诉求相同型与诉求包含型”标准，以此构建和解释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

  ［摘要］平台经济的发展加速劳动关系变革，成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催化剂。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认定标准不明确、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充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使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弥补平台经营者“算法”独决机制导致的恣意妄为的短板；加强劳动基准保护，以劳动“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双向促进。

  ［摘要］数字人民币是重塑支付新格局、释放数字化的经济活力、推动数字化的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载体。实行数字人民币是出于防范第三方支付带来的风险、打破非银行支付的双寡头垄断格局、维护国家货币发行权、抢占数字货币竞赛先机等现实需求，其发展充分把握了中国主权信用优势显著、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壮大、信息科技蒸蒸日上、国际贸易参与度高等时代机遇，其发展价值体现在弥合数字鸿沟、打破数据资源垄断、带动多元主体数字化发展、引领中国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未来，数字人民币将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逐步提升消费“引力”，助力经济复苏；进一步赋能慈善捐赠，助力公益事业；进一步激发绿色金融价值，助力绿色发展；进一步融入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逐步扩大数字贸易，助力贸易强国建设。

  王璐，林木西 梅丽莎·戴尔对发展经济学和气候经济学的贡献——基于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摘要］梅丽莎·戴尔由于在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获得2020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戴尔不仅开创性地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在不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机构和历史事件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影响，而且将气候历史波动数据与其经济效应结合，构建了气候经济学研究的新框架。戴尔在发展经济学、气候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等领域中取得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并加深了对制度和气候等因素在经济稳步的增长中作用的理解。戴尔的研究为政治经济和发展经济领域注入了新的智慧和活力。

  ［摘要］农业上市公司由于产品生产周期长，存货占资产总额比重大，并且具有典型的生物性资产特征，使得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仅具备经营风险，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融资约束。农业上市企业内部控制信息公开披露对融资约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公司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其影响程度也不同。研究表明：上市企业内部控制信息公开披露对融资约束具有非常明显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U型特征，当公司处于成长期阶段，内部控制信息公开披露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程度最高，随着生命周期的演进，内部控制信息公开披露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另外，在内部控制五要素中，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信息的披露对融资约束具有非常明显的负向影响。

  ［摘要］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社会共治的关键环节。着眼于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矛盾、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从动力、保障、组织三个维度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即以公共精神的培塑提升公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以信息技术的嵌入增强公众参与的质量保障，以自组织能力建设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意识，提高其参与效能，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摘要］算法在社会领域不断地催生应用场景革新、推动生产生活变革，建构和映射着社会存在。但是，在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算法陷阱、算法黑箱、算法权力等问题暴露出算法的不确定、伪中立和价值缺位，算法赋能的负外部性不容忽视。对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的纾解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过程，要求我们主动适应算法环境的复杂性，重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整合多元主体，合力规制算法向善，采取有包容、可持续、有温度的智慧性治理，以真正的完成算法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丰富数字化新场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摘要］人口老龄化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具体表现，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人口发展形态趋势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国情。老龄化的巨大影响倒逼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拓展运用，“智慧为老”应运而生。“智慧为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也存在技术精度与人文温度不协调的发展性难题。具体而言，“智慧为老”在经济层面化解“无人为力”的现实性困境，在社会层面缓解“老人难养”的结构性压力，在国家治理层面破解“五化治理”的实践性难题，但也带来技术性意外、极化型现象、异化型投资等实践性困境。对此，在综合运用SWOT分析法的基础上，以“优势（S）+机会（O）”化解“劣势（W）+威胁（T）”，是“智慧为老”的优化路径。

  ［摘要］在解构思潮中，理论家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话语是由一系列符号编制成的网络，话语与知识、权力裹挟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生产机器，但文学不同，文学能够最终靠人物的变形、语言的增殖冲破话语的防线，动摇逻格斯的掌控，释放未知的潜能。德勒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探寻并发现了文学的增殖功能和逃逸潜能：普鲁斯特通过人物的复数化、叙事者的游离化将文学从单一独白变为多声部喧哗，由此德勒兹显示出与传统背离的哲学思想和全新的认知模式，他用繁复体代替同一性、拟像反对表象，将传统哲学建构的“一”的世界翻转为“多”的集合，从而探索一个肯定差异、发现多元和不断增殖的世界。

  ［摘要］作为战后法国思想界最耀眼的哲学家和学术明星，福柯和德勒兹曾相互欣赏、共同促进，促成了一种自由哲学的良好互动以及纯粹智识的交相辉映。对这两位思想家而言，“自由”绝非一个梦幻般的政治性术语，也绝不是一切意识哲学的栖息地或避难所——它应当（且必然）是一种源于生命本身的本真性“体验”。福柯和德勒兹从尼采那里寻获“生命”和“力量”之箭，他们将其掷向远方、越向外界，从而使思想最终走向“未思”、未知和遥远的“域外”……这既是一种走出自我之狱、“关心自己”，以及建构新“主体”的繁复实践，也是一种弥合主客二分之窠臼、恢复感性和生命的本质意义，以及实现思想自由脉动的当下化尝试（或现实操演）。在这一立场之下，“域外”成为“生命”和“自由”的起点与归宿。终其一生，福柯与德勒兹都坚持在这一层面深入探索，而这不仅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自由哲学家”，也使得法国当代哲学获得了新的面向和生长点。

  ［关键词］自由哲学；福柯；德勒兹；新尼采主义；生存美学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